养生宝藏 中风各家学说述评

    以春甲乙日伤于风者为肝风。(《素问·风论》)    风中五脏六腑之俞，亦为脏腑之风，各入其门户所中，则为偏风；风气循风府而上，则为脑风；风入系头，则为目风，眼寒；饮酒中风，则为漏风；入房汗出中风，则为内风；新沐中风，则为首风。(《素问·风论》)    所谓“肝风”“内风”“偏风”…都是由于外感风邪所引起的病证，但与后世所称的以猝然昏仆、㖞僻不遂为特点的“中风”完全是不同的。后世的“中风”，倒与《内经》所谓“击仆”“偏枯”“大厥”等病证接近。   至仲景《金匮要略》始以“中风”作为一个病名，从篇中所述“半身不遂”“㖞僻”“肌肤不仁”“重不胜”“不识人”“舌即难言、口吐诞”(《脉经》作“口吐瘀诞”)等临床表现看，显然与《内经》之“中风”不同，也与《伤寒论》太阳病篇桂枝证之“中风”不是一回事。至其病因，仲景明指为“风之为病”，“中风使然”，又有“邪在于络”“邪在于经”“邪入于腑”“邪入于脏”之分。同时又在条文中多处提到“浮者血虚，络脉空虚”，“缓则为虚”；“营缓则为亡血，卫缓则为中风”。以脉象论病机，是仲景的常用手法，这里的论述，表明仲景对于中风的认识，还是着眼于正气不足。也就是说，他认为中风病是在正虚的基础上为风邪所中。至其治法，由于原书脱失，林亿、孙奇等补人了侯氏黑散、风引汤、防己地黄汤等方。兹以黑散方为例，其药物作用大致如下：菊花、牡蛎（平肝），细辛、防风、桂枝（疏风通络)，当归、川芎（养血活血），人参、​白术、茯苓、干姜（益气健中）等

黄苓（清热），矾石、桔梗(祛痰)。可见这是一首补虚泻邪的通调方，正如尤在泾《金匱要路心典》说“此方除热、补虚、下痰之法具备，以为中风之病，莫不由数者所致云尔”。至于防己地黄汤，重用生地黄，祛风通经药桂枝、防己、防风等用量极小，皆足以说明这些处方扶正祛邪的立方要目。《金匱要略》有关中风的认识和方药，遂为后来持中风“内虚邪中论”者之所本。如隋·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卷一·风病》就更明确地提出：

     中风者，风气中于人也。

    手足不随者，由体虚腠理开，风气伤于脾胃之经故也。

    偏风者，风邪偏客于身一边也。人体有偏虚者，风邪乘虚而伤之，故为偏风也。

    唐代孙思邈在中风治疗上，倡用诸续命汤。由于《千金》只说大小续命二汤是“古法”，所列方很少注明出处，我们现在从《外台秘要·卷十四·中风及诸风方》来查对，可知续命汤的应用，大致是在仲景之后就开始了。如小续命汤方谓“方出小品”，《小品方》即晋人陈延之的方书；又有“深师大续命汤”，深师即释门僧深，为六朝时宋齐之间人；此外还有一个《古今录验》续命汤，作者甄权亦略早于孙思邈。诸续命汤的组成，大致是以麻黄汤、桂枝汤二方为其骨干，配合益气（人参、白术），温阳（附子、干妻），

活血（川芎，当归)，祛风（独活、防风），清热（黄芩、石膏)等药组合而成，绎其立方之义，无非祛邪扶正并进的意思，可以认为续命汤一类方剂，就是“内虚邪中论”的产物。所以宋人在辑理《金匱要略》时，便将《古今录验》续命汤作为附方，放在仲景原文之后。总的来说，从仲景开始，一直到宋金时期刘河间之前，在中风的认识和治方上，所有医家基本上都是“内虚邪中”为其指导思想的。不少文章以至于中医院校教材在谈到中风病因学认识的发展时，却认为《内经》《金匮》是“外风论”，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“外风论”。

   随着时代发展，医疗经验更加丰富，对于疾病的认识必然也要有所前进。至迟在唐宋时期，就有不少著作对中风提出了一些新见解。如王焘《外

台秘要》引许仁则云：“此病多途…寻其源也，俱失于养生，本气既羸，偏有所损，或以男女，或以饮食，或以思虑，或以劳役，既极于事，能无败乎！”（《外合秘要·卷十四·许仁则疗诸风方》虽然许氏是就“诸风”而言，但从其中所载看：“有失音不得语，精神如醉人，手足俱不得运用者”，有不能言语，手足废弛，精神昏乱者”。其说包括了中风一病，毫无疑问。

“俱失于养生”是总括其因，“本气既赢，偏有所损”是总括其果。由此可见，他对于中风的内因是有所强调的。《千金要方》也有“凡此风之发也，必由热盛”，“凡中风人多热”的新认识，治疗上也曾用“冷药”（生地、犀角、羚羊、石膏、磁石、二冬、石斛、葛根汁)和化痰药（竹沥、荆沥、姜汁)，惜未详论。到了宋代，方书如林，对于中风也有了不少新见解、新治法。如《局方》至宝丹条下，已有“暗风”的记载；《易简方》谓“大抵肥人多得中风”；《圣济总录》引《集验方》云：“凡风生于诞毒（宋人多称痰为诞)，多起于肾脏，肾恶燥，燥则生热，热气上乘则成风病，入室多则肾

干”；严用和《济生方》云：“大抵人之有生，以元气为根，营卫为本，根本强壮，营卫和平，腠理致密，外有邪气，焉能为害，或因喜怒忧思惊恐，或饮食不节，或劳役过伤，遂至真气先虚，营卫失度，腠理空疏，邪气乘虚而

入。”《和剂局方·和剂指南》也说：“夫中风者，皆因阴阳不调，脏腑气偏，营卫失度，血气错乱，喜怒过伤，饮食无度，嗜欲姿情，致于经道，或虐或寒，体虚而腠理不密，风邪之气中于人也。”虽然还是归咎于“风邪中人”，但是对于中风之由内因致虚的病机可以说囊括无遗了，视之前人之论，显然是有进步的。可惜其时偏重方药的搜集整理，上述论述，也都零散地见于方论之中，缺少较为系统的论述。宋人对中风的治疗，也在前人基础之上大大为之丰富，中风闭证与脱证之分，亦始于宋代陈自明氏，综合宋人方书所论，其治大体上分作两步。一是急救，对痰诞上涌，窍闭神昏者，有急救稀诞散、白矾散(《圣济》《本事方》《局方)，巴豆丸、胜金丸(《本事方》）三生饮(《局方》），导痰汤、涤痰汤(《济生方》)以及凉开的至宝丹，灵宝

丹、牛黄丸（膏)，温开的苏合香丸等方：其中至宝、灵宝二方，大得刘河间的欣赏，称“诸方之中，最为妙药”。“今详本草言，至宝丹之药味合而为一，乃寒药耳；灵宝丹虽温热之味，而复用寒物制之而为一，亦平药也。况

皆能散风壅，开结滞而使气血宣通，佛热坠而愈矣。”这些治法方药的出现，大大提高了中风的急救水平。二是恢复调理，调补气血、活络通经之方亦众，如著名的十全饮（即十全大补汤）、铁弹丸、四斤丸、大小活络丹、稀苍丸等，也都是至今仍然沿用的处方。同样可惜的是，这些丰富经验未能加以系统的总结，使之上升为指导实践的理论。后来，金元医家，既从中汲取了“养分”，结合自己实践，各倡新说，又批评徒恃方药，以至“立方待病”的医风。明人继之而起，赞同“内虚邪中”论者，纷纷立说，遂使此论得以

完成为较为系统的理论。其中，尤以虞抟、孙文胤二家的论述最有代表性。

   “夫中风之证，盖因先伤于内，而后感于外之候也，但有轻重标本之不同耳…故古人所论外感风邪，未必不由气体虚弱，营卫失调，然后感于外

邪也。其所论因火、因气（虚）、因湿（痰）者，未必绝无外邪侵侮而作也。”(《医学正传》)

   虞氏此论，从其基本精神来说，还是可取的，他的意思无非是想把昔人“外感风邪”与金元之因火、因气、因痰统一起来。但是，他在中风一症的

关系上，采取了“对半开”的办法，是不是所有中风都一定要有外感因素，“先伤于内，后感于外”，“内外合邪”才发病？所以后之论者乃于此大加

攻讦。

   “夫人似平无恙，而卒然中风者，岂一朝一夕之故焉，其受病久矣。盖肉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，土必先溃也而后水决之，木必先枯也而后风摧之。

《经》云'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’，风岂能以自中于人，亦人之自受风耳。使其内气充足，精神完固，则营卫和调，腠理缄密，虽有风邪，将安人乎？推其不戒暴露，不节淫欲…以致元真耗亡，气血消尽，大经细络，积虚弥年…一旦为威风所袭，如剧寇操刃，直入无人之境……则举杯谈笑之间，举步转移之顷，卒然颠倒，顿为废人…由是观之，虽由外风之中，实由内气之虚也。”(《丹台玉案》)

    孙文胤比虞天民进了一步，他对于“内虚”已经有了更充分的认识，基本上把握住了中风一病的实质较之前人把病因归因于外邪，所谓”正虚”，也仅仅是泛泛地谈“正气不足”，“腠理空疏”，最然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。清代何梦瑶《医碥》就谈得更清楚了，”此证有纯是内伤者，有内伤而兼外风者、从无纯只外风者”，“内伤而兼外风者，盖内伤气血亏败日久，有所触而

发，故一遇外感风寒、而卒然倒仆，显示如许危证，知非一朝夕之故矣”，内伤亏败日久，极则必发，不必有所感触也，”何氏此论，实际上就是“内虚邪中论”与金元以降的“非风伦”的统一论。中风病因学上的“内虚邪中论“，到了何氏，可以说已经比较完善了。

二、真中类中论

   “真中风”和“类中风”的名义，是元末医家王安道提出来的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？这就要从王安道以前的金元时期谈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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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如前所述，自从《金匮》以前，一直到宋代，论中风者基本上都是持“内虚邪中”的观点。至金元时期的著名医家刘河间始，对中风病因病机才

明确地有了新的见解。刘氏在《素同玄机原病式》中指出，

“凡人风病，多因热甚，而风燥为其兼化（按：火热同气，火盛则生风，火热易伤津液，所以又出现燥象，这就是所谓“兼化”的实质)，以热为其

主也。俗言风者，言末而忘其本也。所以中风瘫痪者，非谓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之也，亦非外中于风尔。”

   刘氏大胆地否定了前人的旧说，强调了“火热”为中风之本，而“火热”的起因，他认为“多因喜怒思悲之五志有所过极”而致。至其病机，刘氏则云：“由于将息失宜，而心火暴甚，肾水虚衰，不能制之，则阴虚（肾水虚)阳实（心火暴甚），而热气拂郁，心神昏冒，筋骨不用，而卒倒无所知也。”

    河间此论，实开后世中风“阴虚阳立”说的先声，也是最早的“非风论”。在治疗上，他提出用防风通圣散、三化汤一类方剂，以泻其“阳实”，并推崇《局方》至宝丹、灵宝丹二方，认为其作用也在于坠其佛热，开窍宣通。而他拟定的地黄饮子，则系一通调之方，重点在治肾虚之本，今用于急性脑血管病恢复期，确有良效；他还主张用十全大补汤、加减四物用于中风后遗症期，以调补气血。可见河间还不完全是张介宾所批评的“专治其

实”，“以治外风法治内风”。

继后，张子和在《儒门事亲》一书中，赞同刘氏“中风属热”的观点，认为其病确由“风火素盛”而致。他还进一步阐明，之所以把本病称之为中

风，是由于既病之后出现了风象，因此“不可纯归其病于窗隙之间（指风邪)而得”。他说：“夫风之为状，善行而数变，《内经》日'诸风掉眩，皆属肝木'，掉摇眩运，非风木之象乎？手足掣颤，斜目㖞口，筋急挛缩，瘛疭惊痫，发作无时，角弓反张，甚则吐沫，或泣或歌，喜怒失常，顿僵暴仆，昏不知人，兹又风木之象乎？故善行而数变者，皆是厥阴肝木之用也。”

    子和既肯定河间之说，又有所发展：“中风属热”，“热”即“阳实”，这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河间只言“心火暴甚”，子和则归重于肝。在治法上，他也主张重点治其火热，“莫治风，莫治燥，治得火时风燥了”，善用苦寒攻下

之法。并且声明他不用“世俗治风之方”，若“以金石大热之药以治风”，便逾是“以热助热”，只有在火热平靖之后，用铁弹丸一类方以调理气血，宣通经隧，有利肢体运动恢复而已。

   李东垣从另一角度，认为中风之因皆属气虚，他也否定外风之说，认为“乃本气病也”，“非外来风邪”。特别指出：“凡人年逾四旬，气衰之际，或因忧喜忿怒伤其气者，多有此疾，壮岁之时无有也；若肥盛者间亦有之，亦是形盛气衰而如此。”

   在他之前，还未有人明确地提到中风的好发年龄的问题。东垣自拟的中风方，有清阳汤(《医学发明》)，该方由黄芪、升麻、白术、当归、葛根、苏木、红花、黄柏、甘草组成，治口眼㖞斜，颊腮紧急。上承仲景的黄芪桂枝五物汤，下启后世王清任等的益气活血法，值得重视。可惜没有见到他有关本病更多的论述。

   丹溪在四大家中为后起之秀，在对中风的认识和治疗上，他既指出：“中风以治痰为先，补养次之。”又认为中风的病因不会是单一的，“东南气温而地多湿，有风病者，非风也”；“多是湿土生痰，痰生热，热生风也”。但与“血虚”“气虚”“挟火与湿”也有关。并进一步结合中风病的体质，加以阐述：肥人气虚多痰，瘦人阴虚多火，病久瘫痪则多属挠夹死血。他治中风由痰盛而致者，习用半夏、瓜菱、南星、橘红、苍白术、贝母，热加黄芩、黄连、黄柏、花粉，风邪外袭加荆芥、防风、羌活、桂枝、威灵仙，加附子一片煎，人竹沥、姜汁，更加少量酒引经。但“气虚卒倒，参芪补之”，即从东垣法；“初中…子和法亦可用”，即从子和法；“方书皆谓外中风邪，

惟刘河间作将息失宜，水不制火，极是”，又是从刘河间法。

    四大家有关中风的论述一出来，把汉唐以来一直相沿的“内虚邪中论”给打乱了。但是，四大家对于中风是否由风邪所致，一方面否定，另一方

面，又都谈到“六经形证”，即有关外风的记述。特别是朱丹溪，他之“非风”，仅是从东南而言，他说“西北二方，亦有真为风所中者”。王安道是他

的弟子，大概也就是受丹溪的影响，企图以“真中”“类中”来合古今异说于一统。他认为在刘李朱三子未出之前，中风病当然有从《内经》《金匮》

治之而愈者，三子既出，也有按三子之说治之而愈者，如此，则“昔人、三子皆不可偏废”。因为“三子所论者，自是因火、气、湿（痰）而为暴死之证，与风何相干哉”？这样，在他心目中，昔人谓因于风者，便是真中风；三子谓因于火、气、湿（痰）者，便是“类中风”而非中风。

    王氏自认这样一分，便“理法明而用药当”了，殊不知其关键即在于有没有真为风邪所中者？丹溪虽谓西北二方有之，终系推理之词。所以明代薛立斋、缪希雍也说，真中风可能有，但我们所见者“多是类中风而非真中风”。明初刘宗厚在《玉机微义》中说，他在凉州时曾亲见大风时路死数人，可是他未能说明死者有无

㖞僻不遂的中风特征。所以后来张介宾就反复质难，说就是你亲见，也失于考究，西北冬令大风降温，明是中寒冻馁而死，误以为中风了。而且，“虚邪贼风之伤人，则岁岁有之，而忽晕倒，昏仆偏

废”，又从哪里说是病由外邪而起呢？可见王安道的“真中”“类中”论确实有可商榷之处，既然不存在什么“真中风”，那么与之相类的“类中风”也就无法成立。但是，“真中风”“类中风”之名还是流传下来了，一直到今天。目前。竟然还有人以“真中风”即指颜面神经麻痹；“类中风”即指脑

血管意外。不仅“真”“类”之说非王安道本意，而且，颜面神经麻痹病较轻浅，脑血管意外病变复杂，病情重笃，常可危及生命，怎么能把二者相提

并论呢？中风古称“第一大症”，“人百病，首中风”，如果真中风真是颜面神经麻痹，岂非笑话？何况脑血管意外无论从病因病机、临床主要表现、病程和预后看，都和颜面神经麻痹大异，如何与之相类？

三、非风论

   继金元医家之后，明代许多人又起来大论中风“非风”。薛立斋已经表示，前人中风之论，“亦未尝必指于风”；后来赵养葵更以“气虚”“阴虚”为中风辨证论治的纲要，谓气虚便当补气，阴虚便当补阴，既都是正气不足之证，故“只补正气，不必祛邪”。到了张介宾，更是反复论辨，在他看来，金元医家虽然皆有“非风”之论，但是都未能彻底否定风邪中人而为卒仆偏枯的问题。什么是“真中风”？他认为无非是外感表证而已，与杂病的中风病毫无关系。杂病的中风，是内伤里证，其因“多以素不能慎，或七情内伤，酒色过度，先伤五脏之阴…阴亏于前而阳损于后，阴陷于下而阳浮于上，以至阴阳相失，精气不交，所以忽尔昏愦，卒然倒仆”。叫做“中风”，就已经不妥，王安道称作“类中风”，也不合适。只能说是“属风”。为什么说“属风”？他说因为五运之气，各有归属，如“诸风掉眩，皆属于肝”，但“属风”决不等于就是风，如人的十二生肖，属鼠属牛，岂即为鼠、为牛乎？前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弄不清楚，所以“方论混传，表里误治”，害人不浅。

   但是，王安道的“类风”也好，“属风”也好，仍离不开一个“风”字，所以他干脆就以“非风”为名，“使人易晓而知其本非风证矣”。至其病机

张氏明确写道：“本皆内伤，积损颓败而然”又说，“非风？无邪、病出乎脏，”“精虚则气去，所以为眩运卒倒，气去则神去，所以为昏愦无知”而诸

脏之中，他又推重肝、脾、肾三脏：“以其病为强直掉眩之类，皆肝邪之化也”，而肝病之本又在脾肾阴阳之虚。是以他治中风的方案，火虚者用大补元煎、右归丸、右归饮、八味地黄丸之类益火之源；水虚者左归饮、左归丸、六味地黄丸之类壮水之主。​基本上还是薛立斋、赵养葵的一套，不过用方多自制方就是了。张介宾比薛、赵高明一点的是：他虽强调阴虚阳虚为其病之本，但对初病卒倒者，如是痰诞壅盛，也用通关开窍涌吐；如因外邪郁闭者，宜散而通之，如麻黄、桂枝、柴胡、细辛，羌活，白芷之属；寒凝者，宜热而通之，如葱、椒、桂、附、干姜之属。可见他强调“非风”，是为了纠正“古今相传”的“外邪人中”说，强调其本质乃是“内伤，积损颓败”，但对兼夹症的处理，于前人经验和用药，还是择善而从，不是什么情况都用“人参、地黄”，张山雷批评他“其论则是，其方则乖”，“为人参、地黄开销路”，显然是有些过分了。

    差不多与景岳同时的江南名医缪仲淳，在他的《医学广笔记》一书中，提出了“内虚暗风”说。认为“此证确系阴阳两虚，而阴虚者为多，与外来

风迥别，以真阴亏，内热甚，内热煎熬津液为痰，壅塞气道，不得通利，热极生风”为其病机。又谓其治当分为两步，第一步清热顺气开痰以治其标；第二步治本，阴虚则益血，阳虚则补气，气血两虚则气血兼补。如误以为外风治以风燥，则燥复伤阴，散复伤气，未有不轻变为重，重则至死者。清初吴门顾松园在《医镜》中，进一步阐发了中风“以虚为本，而肾中火衰者

少，肾中之水虚者多”的病机。并以“补肾壮水、清心平肝，使肝木有制，肝血有养；然必佐以降火消痰之品，大忌辛热”为大法，合缪氏两步于一步。又谓“类中忌搐鼻”，内实便秘间有可下，然不过微下以解其烦热，不可视为定法。不唯此法，就是善后治法中，地黄饮子之桂、附，十全大补之桂、芎，若非果属虚寒，都当忌用。这些都是极有见地的。清初喻嘉言治中风，也有以“甘寒药频频热服。俾内不召风，外无从中之路，且甘寒一可息风、二可补虚、三可久服”之说，可能也受缪仲淳的影响。

    清初力持“非风论”者，尚有一位姜礼（天叙），他的说理比张介宾更透彻：

   “予每验中风之人，于未中之先，必有先征：或十指麻痹，或肌肉蠕动，或语言謇塞，或肢体不遂，或平时脉滑大、不和、弦紧无根。诸多隐见，于

一二年前，人多不觉，直至一时触发，忽焉倒仆。其若果为外中风邪，何为预为若是也？且每见中风之人，必中年以后，或肥盛之躯，岂外风之来，必中年肥盛者方感之也？”

    这是很有说服力的话。所以，姜氏认为，中风乃“虚风内发”，之所以名之为风者，是因为病起急暴，“一如天地间之疾风暴雨，迅不及掩”，至于金元医家的三说分立，他认为，征诸临床，每每兼而有之，岂可把三者划然而分？因而有“火、热、气、湿、痰、虚”“六贼勾引，交相为患”之议。

    叶天士是乾隆时江南医界的一代宗师，在中风的病因病机的阐发和治法方药的运用上，都有杰出的成就。他确认中风是“内风”，“乃身中阳气之动

变”，“由于精血衰耗，水不涵木，木少滋荣”，故“肝阳偏亢，内风时起”。以其本在肝肾，而肾恶燥，肝为刚脏，非柔润之剂不能调和，故不可误认作外风而发散攻风；若非标症为急，也不可徒以降气泄痰，再伤真阴，舍本逐末，惟宜养阴、息风、潜阳，所谓“缓肝之急以息风，滋肾之液以驱热”，“介以潜之，酸以收之，厚味以填之”，斯为正治。另一方面，叶氏也认识到

中风也有属阳虚的，这就是他所谓的“阳明络虚”，如《临证指南医案·中风》唐案云：“肢体缓纵不收者，皆属阳明气虚。”其治则以“人参为首药，

而附子、黄芪、炙草之类佐之”。案后华岫云论云：“有身体缓纵不收，耳聋目瞀，口开眼合，撒手遗尿，失音鼾睡，此本实先拨，阴阳枢纽不交，与暴脱无异…乃纯虚证也，故先生急用大剂参附以回阳”，皆足以为证。而且这类医案在全部医案中占的比例也不算小。以中风一病与肝的关系最为直接，无锡王旭高（泰林）《西溪书屋夜话录》遂总结出滋肝、养血、镇肝、息风、潜阳、泻肝、平肝、柔肝、凉肝诸法，颇为精当。王氏亦叶派中人，以上诸法，几乎都可以从叶案中得到印证。

    道光年同，清代正清任《医林改错》亦力主半身不遂一证，既“非风邪所中”，又“非风火湿痰所中”，根本原因是由于“亏损元气”所致：他说

元气分布周身，左右各得其半。元气一亏，则经络空虚，如元气亏五成，那么每半身就只有二成半了，有空虚之隙，就难免其气向一边归并。如右半身二成半，归并于左，则右半身无气；左半身二成半，归并于右，则左半身无气，无气就无以运动，半身不遂也就由此而成。由于如此，他创立了著名的补阳还五汤”，补气以运血。主清任在理论上讲得很简单，五成、二成半，也都是推理的说法，而且很明显地存在着“以偏概全”的毛病，但其方在治中风方中，可谓别具一格，除了东垣的清阳汤，我看几乎找不出什么方来和他这首方相比。审是气虚血瘀，而非阴虚阳亢，痰火上升，用之确有疗效。

    逾至近代，山东人张伯龙于光绪九年写成《类中秘旨》一文，载于《雪雅堂医案》中。张曾问道于四川唐容川，可能治学方法也受唐中西汇通思想

的影响。在此文中，他援引西医“血冲脑气筋”（脑充血、脑溢血）之说，认为二说“暗合”。指出“中风多由水火内动，肝风上扬，血气并走于上，冲击前后脑气筋”而致，其治宜潜阳镇肝、息风养水，“如用小续命及附子四逆汤法，则水源立竭，血之并于上者不能下降，不可救药，”张伯龙还认为，南方多阴虚内中，北方多阳虚内中，这可能与体质、地理环境有关，后者可用补中益气汤、六君子汤佐以顺气开痰治疗。张山雷读了此文以后，大加赞赏，说：就是'镇肝息风’这四个字，便足以使我心折了。他还从《内经》中再找出“血菀（郁）于上，使人薄厥”(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)等好多条经文来与“血之与气，并走于上”这段话相印证。说：两千多年来，无不将内因之风，与外因之风混在一起，“此其误实自《金匮》《甲乙》开其

端，而《千金》《外台》承其弊，反将《素问》之内因诸风，忽略读过”。金元医家，虽明知其为火、为气、为痰，病由内发，与外风无涉，而犹必以大小续命、大秦艽、羌活愈风虚与委蛇。张介宾虽知其非外来之风，但“非风”不成病名，内伤积损，正气颓败，以及培补元气，扶正救本等语，又失之笼统；特别是动辄人参、熟地，“抑知肝阳上亢，浊痰沸腾，黏腻阴柔诸物，如油入面，何能起病！直与古人用热燥药杀人同归不治矣。”他又批评王清任之法为“四两黄芪之法”，说是从东垣气虚之说附会为知，“不知芪能助气火上升，痰诞之驱，抱薪救火，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”唯独张伯龙之论“别开生面”，“拨鸟云而见晴天”，“从此二千余年迷离恍惚之中风一病，乃有一定不移切实治法。”但他认为伯龙之论，犹有可斟酌之处，于是详加

评析，最后得出“镇肝息风，潜阳降逆，佐以开泄痰浊”的治中风大法。不过他的《中风斛诠》未出治方，盐山张锡纯既首肯二张之说，实践经验又相当丰富，于是竞拟出著名的“镇肝熄风汤”来，重用牛膝引血下行，龙、牡、龟板，镇潜肝风，赭石降胃降冲，玄参、天冬、白芍凉润制肝。如此，三张之论治方药，不仅是前后唱和，而且是南北辉映了。

    他们所论述的中风一病的理法方药，确有独到之处。其中尤以张山雷为最突出，他的《中风潮诠》，思想解放，功力深厚，文笔流畅，议论风发；唯其所论，有不少偏激的地方，特别是对阳虚气虚所致之中风，缺少认识，这一点就反而不如张伯龙、张锡纯了。如他评张伯龙的“阳虚类中”说，云：“内风之动，皆由肝火之旺，木火生风，固无一非气血并走于上”；“若曰阳虚下陷，而亦动内风，则其理安在，岂不与血上之理，大相刺谬”。他说他在这个问题上是经过“再四推敲”的，“而终不能悟到类中之病，何以有需东垣补中益气之法，并不能悟到补中益气之方，何故而能治类中之病也。”如果真有所谓“阳虚类中”，他说也就是中风的脱证需要用人参、附子救命者而言。其实，“阳虚中风”在临床颇不少见，虽同名之为“中风”，有属高血压脑病、脑出血（包括蛛网下腔出血）者，固可以镇肝息风法为大法；而脑血栓、脑梗死病人，不仅益气活血法不可废，续命诸汤，也有可用之时。如张锡纯说：“气血虚者，其经络多瘀滞，此与偏枯痿废亦颇有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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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”。所以他在镇肝熄风汤之外，又有以黄芪为主药配伍当归、丹参、乳香、没药、鹿胶、龙眼肉、甘松的“加味补血汤”方，看来又是取东垣、清任之长了。

四、简短的结语

   从汉代到近代约两千年的时间里，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医家对中风的认识，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上“三论”。而问题的实质又在于中风果然是“中于风

邪”还是“非风”两个方面，这个问题，迄今也未能明确，如80一90年代高等中医院校教材《中医内科学)仍然坚特说：“有外邪侵袭而引发者称为外风，又称直中风或直中；无外邪侵袭而发病者，称为内风，又称内中风或类中。从

临床看，仍以内因引发者居多”，“真中是由络脉空虚，风邪入中经络引起；类中是由阳化风动，气血上逆，夹痰夹火，流窜经络，蒙蔽清窍而成。”

    以上“三论”可以看出来：中风为内伤病。金元明清的“非风论”已经辨析得相当明白了。

    持此论者认为：中风绝不是由六淫风邪引起的疾患。如果说，张介宾讲的“内伤，积损颓败”，“阴虚阳虚”还失之笼统的话，那么继之而起的“肝

阳化风”“气虚血瘀”的“气血并走于上”诸说已将中风的本质揭示无余。真中、类中之说早该休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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